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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扬质地席卷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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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扬质地席卷哪些?

  所谓增长型经济发展测度指标是指所设计的指标体系将数量上的经济增长视为经济发展的核心,甚至将经济增长等同于经济发展。这一理解经济发展的方式与我国特定历史阶段的特定经济发展战略有紧密关系。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经济发展处于颓废边缘,社会物质财富极度缺乏,面对这一现实,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做出了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定,尤其强调应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这一决定是对我国当时国情的正确判断,然而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出现了偏差,其最基本的表现是出现生产总值(GDP)崇拜,即认为GDP增长意味着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意味着经济发展,只要GDP增长,一切问题即可迎刃而解。

  这样的经济发展实践直接影响经济发展的理论研究,故而这种认为经济增长就是经济发展,并将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二者混用的现象在学术研究中也屡见不鲜。张风波(1987)在研究交通货运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时,曾以工业产值作为测度经济发展的测度指标。显然,工业产值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指标,该文作者将经济增长等同于经济发展。同样,张为付(2008)在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时,以我国净对外直接投资(NFDI)为因变量,以人均GDP为自变量,实证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关系。朱翠华和张晓峒(2012)研究经济发展与环境的关系时,检验了人均GDP与3类污染指标之间的关系。

  以上三篇文献有一个共同点,即用单个的指标来表征经济发展,但有的学者意识到单个经济增长指标并不能客观地描述经济发展的全貌,因而试图用一套指标体系即多个指标来衡量经济发展。即便如此,该指标体系仍然是以经济增长指标为主。如岳晓燕(2011)在研究15个副省级城市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时,用人均GDP、人均财政收入、地区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以及第三产业产值比重构建了经济发展测度指标;聂春霞等(2012)通过模糊分级评价方法对西北五省会的城市环境、经济与城市协调发展进行评价,认为经济发展包括人均GDP、年人均地方财政收入、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在岗职工人均工资。以上研究对经济发展的理解侧重于经济数量上的增长,甚至将GDP作为测度经济发展的唯一指标,认为经济发展就是经济增长,只要经济增长,则意味着经济发展。这样的理解方式抹杀了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差异,忽视了经济发展的效率、经济发展的结构、经济发展的动力、经济发展的环境等问题。

  增长型经济发展测度指标注重经济发展量上的增加,而在实践中却出现了有增长无发展的局面。于是,学者们开始关注经济发展的质量、经济发展的结构等问题,并将这些问题纳入测度经济发展的指标体系中,构建一种综合型的经济发展测度指标体系。这种综合型的经济发展测度指标体系大致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关注经济发展本身,另外一类是除了关注经济发展自身外,还关注经济发展的溢出效应。

  在第一类综合型经济发展测度指标体系的文献中,学者们在构建经济发展的测度指标时,一般先将经济发展划分为几个维度,然后再从各维度选取合适的指标测量经济发展。王新华(2011)在研究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时,将经济发展测度指标分为四个维度,即经济总量、经济结构、经济效益以及经济动力,再从这四个维度出发构建了由17指标组成的经济测度指标体系。戴西超(2005)在研究技术-经济-社会系统可持续发展协调度时,将经济发展测度指标分为三类指标,即总量指标、结构指标以及质量指标。其中总量指标包括GDP、工业总产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进出口贸易总额、第三产业总产值增长率;结构指标包括出口商品工业制成品比重、工业占GDP比重、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质量指标包括国家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工业企业总资产贡献率、万元GDP能耗的能源、人均GDP。王爱苓等(2012)以保定市为例,分析了经济、社会、资源以及环境复合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问题,在研究经济发展子系统时,选取了三个维度7个指标,分别是经济总量维度(GDP、人均GDP、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以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经济结构维度(第三产业产值)、经济效益维度(全市财政收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车冰清等(2012)对研究江苏省13个地级市以及52个县(市)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进行了研究,他认为经济发展的测度指标体系包括5个维度(经济总量、经济质量、经济结构、经济外向性、经济效益),23个指标。

  以上文献对经济发展本身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测度,然而,学者们也发现经济发展存在外溢效应,如社会福利的增进也是经济发展的应有之义,因而在理解经济发展时,这些显然是应该被测量的因素。因而李凤梧、池金明(1991)设计我国经济发展测度指标体系时,认为该体系包括31个指标,具体为人均GDP、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基尼系数、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城镇就业率、平均人口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文盲率、农村人口平均收入、城镇人口平均收入、城乡人口平均储蓄、通货膨胀率、城市人口平均消费水平、农村人口平均消费水平、恩格尔系数、人均生活能源消费量、家电及其他耐用消费品占总消费的比重、农村人均居住面积、城镇人均居住面积、每千人拥有电话机数量、每千人拥有病床数、农村自来水普及率、人均教育经费、人均订阅报纸杂志数量、广播电视覆盖率、每万人拥有电影院数量、享受生活救济人数占应享受人口比重、实行劳动保险职工的比重、养老保险人口比重、抚恤和救济金占财政收入比重。

  在这篇文献中,对经济发展的社会福利的偏爱表现的非常明显。另外,徐徐、贾晶如(2012)在研究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协调性时,将经济发展子系统定义为4个维度11个指标,具体为经济实力维度(人均GDP、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经济活力维度(第三产业贡献率、人均进出口总额、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生活质量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人均汽车拥有量)、基础服务维度(人均境内公路里程、人均用电量、每百万人口医生数)。周娴(2006)认为经济发展包括人均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地方财政收入、人均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恩格尔系数。李永友(2008)在对江苏省的经济发展质量进行实证研究时,选用了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增长效率、经济结构以及社会结构等指标来衡量江苏省的经济发展质量;董正信等(2011)选取了社会总需求、产业结构、资源环境、科技进步、民生改善等29个指标研究河北省的经济发展方式;沈露莹(2010)从经济增长、经济服务、城市功能、自主创新、资源环境、人本等维度构建了包括48个指标的测评体系测评了上海的经济发展方式。

  可见,综合型经济发展测度指标是对增长型经济发展测度指标的改进,扩展和进一步完善了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经济发展的内涵。

  改革开放初期,环境问题相对经济增长的紧迫感而言,显得并不突出,甚至并不显见,因而如何使经济快速增长成为整个国家优先考虑的问题,经济增长高于一切成为必然结果,因此,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以及低效率的经济发展模式也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其负面影响,即导致严重的生态环境破坏。面对日益严重的、全球性的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问题,人类不得不重新选择经济发展模式,考虑经济增长以什么方式能在环境资源约束下有助于社会福利的进一步增加这一问题①。这种对经济发展模式的反思在学术研究中表现为更加关心生态环境,并将生态环境作为测度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早在1984年,何乃维,贲克平提出了生态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是生态系统,包括光能利用率、森林覆盖率、能量平衡、有机质含量以及氮素平衡;另一个是经济系统,包括人口、投入、产出以及纯收入。国家环保总局也于2003年5月发布了《生态县、生态市、生态省建设指标(试行)》,该文件提出了生态省的评价标准,其中经济发展指标有6项,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人均财政收入、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环保产业比重以及第三产业比重。

  为进一步强调生态环境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引导经济健康发展,学者们特别提出了“低碳经济”概念。叶依常,黄明凤(2011)认为低碳经济是一种碳生产率与人文发展彼此协调的经济形态,因此低碳经济发展的测度指标既包括碳生产率指标,又包括人文发展指标,基于这样的理解,文中构建了低碳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因子分析法对每个指标赋值,具体包括9个指标:二氧化碳(CO2)排放量、人均碳排放、GDP、产业结构比例、碳生产率、非碳能源比重、低碳政策、碳能源排放系数、森林覆盖率。此外,付加锋等(2010)构建了包括低碳资源、低碳环境、低碳消费、低碳产出以及低碳政策五个纬度14个具体指标的低碳经济发展测度指标体系。冯碧梅(2011)建立了由总体层、系统层、状态层、变量层以及要素层5个层次组成的低碳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具体包括24个指标,其中,系统层由产业生态系统、自然生态系统和人文生态系统构成。庄贵阳、潘家华、朱守先(2011)构建了包括低碳资源、低碳产出、低碳消费以及低碳政策四个维度的衡量指标。

  与此同时,学者们认为发展循环经济也是保护生态的重要途径,循环经济也是生态经济的重要内容。王志宪等(2006)设计了循环经济发展指标体系,其中包括4大系统,25项具体指标,具体包括减量化系统(万元GDP能耗、万元工业增加值水耗、万元GDP二氧化硫(SO2)排放量、万元工业增加值工业固体废物生产量、农药施用强度、化肥使用强度、人均生活垃圾生产量)、再循环再利用系统(工业废水处理回用率、工业重复用水率、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废旧物资综合利用率、农用薄膜回收率、秸秆综合利用率)、社会经济系统系统(人均GDP、居民恩格尔系数、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生态环境建设系统(环保投入占GDP的比例、清洁能源利用率、工业废气净化处理率、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率、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城市气化率、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城市噪声达标区覆盖率)。

  章波(2005)构建了南通市循环经济发展指标体系,包括5个维度,12个指标,具体是经济社会发展维度(人均GDP、职工平均工资)、资源减量投入维度(万元GDP能耗、万元GDP耗电量、万元农业产值化学用品强度、单位土地面积GDP)、污染减量排放维度(万元工业产值废气排放量、工业废气达标排放率、万元工业产值废水排放量、单位COD的GDP)、资源再利用维度(“三废”综合利用产值占工业产值比)、生态环境质量维度(环保投资额占GDP比例)。生态型经济发展测度指标不仅关注经济增长、经济结构、经济发展的社会福利等方面,而且关注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试图用更多的环保理念来充实对经济发展的理解,这是经济发展实践的必然,也是经济发展理论对社会现实的回应。

  经济发展过程中伴随着自然资源的消耗,而部分重要的自然资源又属于非再生资源,因此,目前以过渡的资源消耗来促进经济发展则可能剥夺后代享受资源的权力,为保证代际公平,学者们提出了经济可持续发展理念。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源于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87年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能满足当前的需要,又不能损害后代需求的发展模式”。那么经济可持续型发展则可以定义为在一定资源基础上取得尽可能多的当代经济福利的同时,能保证后代人所得的经济福利不小于当代人所享受的经济福利。可持续经济发展理念与生态型经济发展理念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致性,比如对污染的控制,对环境的关注,但可持续型经济发展不简单的等同于生态化或环境保护,它还包括资源的代际分配等问题。

  经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提出,在学术研究中也得到积极回应,具体表现在经济发展的测度指标上。杨文进(2000)根据对可持续型经济发展的理解,构建了静态可持续经济发展测度指标体系和动态可持续经济发展指标体系,其中静态可持续经济发展水平的表达式为:式(1)中,Y为静态可持续经济发展水平,GDP为国内生产总值,W为经济活动中的各种非市场外部经济,N为未市场化的各种收入或收益,C为传统上的物质资本耗费,L为非正常消费补偿外的人力资本耗费,S为自然资源及土地损耗,V为生态环境损耗,M为生产过程中的社会性外部不经济后果,R为生态资本的恢复成本或防止生态资本损失而采取保护措施等方面的开支;式(2)中Yt为动态的可持续经济发展水平,i为资本组合所具有的增值率,C为物质资本,L为人力资本,S为自然资本,V为环境资本。该文献从理论上构建了可持续经济发展的衡量指标,考虑问题比较全面,但从实际操作来讲,还具有一定的模糊性,比如N为未市场化的收入,这部分则很难计算,因而作为测度指标还需要进一步的量化。

  另外,郝晓辉(1996)年构建了我国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其中经济可持续发展指标包括就业结构、单位国民生产总值(GNP)废气排放、单位GNP木材消耗、单位GNP水耗、单位GNP能耗、单位GNP其他资源消耗、每亿元工业产值能耗、人口城市化水平、环保投资及占GNP比重、第一、二、三产业产值分别占GNP比重、人均GNP及变化率、GNP变化率,一共13个指标。毛汉英(1996)也根据指标体系建立的基本原则,结合山东省实际省况,构建了山东省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并对该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对各指标赋权。其中经济发展指标包括GDP年均增长率、工业销售收入年均增长率、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经济密度、单位GDP的资金投入、单位GDP的劳动投入、单位GDP消耗的能源数量、单位GDP消耗的原材料数量、单位GDP消耗的水资源数量、单位GDP产生的污染物数量、三次产业结构、全员社会劳动生产率、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农业劳动生产率、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资金利税率、产值利税率、固定资产产值率。这两套指标体系比较接近,在经济增长、经济效率、产业结构、能耗等方面都有涉及,与第一套指标体系比较,理论支撑稍显薄弱,但操作性较强。此外,国家统计局与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也提出了我国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其中经济可持续发展有38个。可见,可持续型经济发展测度指标的构建是基于对以往经济发展经验的总结以及对未来经济发展的展望基础上提出的,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这种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使经济发展有了更多新内涵。

  已有经济发展测度指标体系的研究客观的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对深入理解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当然,经济发展还会在实践中不断被调整,这也意味着对经济发展测度指标体系的理解也将随之不断深化。

  已有研究对经济发展问题从测度指标的角度予以了较多的关注,这些经济发展的测度指标阐释了学者对经济发展的认识和理解,将这些理解有机综合起来,由此形成对经济发展测度指标更加全面和清晰的认识。第一,经济发展测度指标是一个变迁的体系。经济发展具有时代性,在不同时刻,不同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的内涵与外延都会发生变化,经济发展的测度指标侧重点也会改变。从文献可知,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学者们对经济发展测度指标的建构专注于经济发展量上的增长,随后,开始关注经济发展的质量、结构等问题。随着经济进一步的发展,环境问题以及代际公平问题凸显,学者们对经济发展的理解又更进一层,其测度指标开始关注经济外溢效应以及可持续性。可以显见的是,即使现今认为比较合理的经济发展测度指标体系,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都有可能不断的被修正,从而走向更加合理。

  第二,经济发展测度指标是一个复合的体系。经济发展测度指标很难用单一指标进行描述,已有文献中,除了3篇文献用1个指标对经济发展进行测度外,剩余均是用4-48个不等的指标体系对经济发展的各个侧面尽可能进行比较全面的描述。随着学术界对经济发展认识的不断深入以及经济发展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日后的经济发展概念将注入了更多新的内涵,经济发展测度指标的复合性也将越来越强。第三,经济增长指标是经济发展测度指标的基本要素。已有文献中,经济发展测度指标不仅数量差异大,而且指标内容差异也比较明显,但有一点非常明确,即经济增长指标是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即所有的文献中除了一篇文献用工业产值测度经济发展外,其余均包含GDP或人均GDP这一指标,而工业产值、GDP或者人均GDP均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测度指标,可见经济增长指标是经济发展测度指标的基本要素在已有文献中形成了共识。

  当然,以定量的方式研究社会科学是学术研究中的新潮流,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问题。对经济发展测度指标的研究亦是如此,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已有的经济发展测度指标存在明显的异质性,这种异质性表现在测度指标提的数量和内容上。就数量而言,不同文献的经济发展测度指标个数在1-48个之间,数量跨度较大;就内容而言,测度指标更是千姿百态,即使是在特定的阶段、关注同样的问题,如低碳经济发展的测度指标,不同的指标体系之间也会表现出较大的差异。这种异质性使研究的问题很难形成成熟的结论,一般而言,比较成熟的研究领域的一个基本特征即是对研究问题在学者中能形成比较统一的意见。二是建构指标体系的规范性不容乐观。从定量研究方法上来讲,指标体系的建构应遵循一定的程序,大致包括指标的理论筛选、实证遴选、指标赋权以及指标体系的信度与效度检验。本文对所引用的25篇文献的规范性做了简单的统计,结果表明:只有10篇文献的指标有理论支撑;只有4篇文章有指标的遴选方法,并且只有1篇采用模糊关联度方法进行实证遴选,其余3篇采用了主观遴选方法,如德尔菲、专家咨询等;只有14篇文献采用层次分析法等为指标进行了赋权;没有任何文献对指标体系进行信度与效度的检验。显然,研究的规范性对科学的研究结论至关重要,反之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将受到质疑。

  追溯起来,亚当斯密应该是第一位系统研究经济发展的学者,他于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是第一部关于经济发展的著作,但是,真正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经济发展问题以及发展过程展开系统研究的实际不超过50年②。面对一个如此重要且研究稍显薄弱的领域,日后的研究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用发展的眼光研究经济发展测度指标,因为经济发展是一个变迁的概念,外部环境的变化以及发展经验的积累都会改变对经济发展问题的认识。为此,应密切关注经济发展实践,总结经济发展经验,预测经济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构建合理的经济发展测度指标。其次,注意经济发展系统与其他系统之间的关联,在密切关注经济发展的外溢效应同时,还可以从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经济发展与环境发展、经济与文化发展等角度理解经济发展的变化并构建经济发展测度指标。

  再次,在研究前尽可能的梳理前人的研究成果,汲其精华,去其糟粕,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自己的研究,这样避免研究的重复,更重要的是这样有利于学者们在经济发展测度指标问题上形成较一致的意见。最后,在建构经济发展测度指标时恪守研究规范。研究规范是保证研究结论科学性的重要保障,定量研究中更是如此。因此,在研究经济发展测度指标时应严格按照指标体系建构的方法(指标遴选方法及指标赋权方法等)和程序(指标的理论遴选、实证遴选、指标赋权以及指标体系的信度与效度检验等)构建经济发展测度指标体系。